新闻通稿

郑州, 15.11.2019

我国病理诊断飞速发展 为创“健康中国”砥砺前行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生态环境、生活行为方式等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和疾病负担。其中,恶性肿瘤作为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是“健康中国2030”的主要攻克目标之一。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每年恶性肿瘤发病约392.9万人,死亡约233.8万人,发病率及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防控形势十分严峻。1

尽管当下新兴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广谱治疗等极大地丰富了肿瘤的治疗手段,且在提高患者生存率及生存质量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些治疗方案的选择离不开精准的病理诊断。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张祥宏教授表示:“虽然疾病检查手段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而越发先进、多样,病理诊断依然是指导肿瘤临床治疗、评估预后最可靠的依据,所以病理医师又称为‘医生的医生’。近年来,病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提升整个国家的医疗水平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张祥宏教授

 

病理诊断推进肿瘤医疗跨越式发展

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对活检或手术切除的人体组织样本进行分析,是目前任何手段都无法替代的终末诊断。自21世纪以来,病理诊断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从传统的器官病理学步入组织分型和分子分型并存阶段,由传统的判别肿瘤良恶性质、明确病变分类及分级分期等向预测性诊断、精准诊断转变。

随着对肿瘤发生机制研究的深入,“一种疾病,一种药物”的传统治疗策略已是过去式,针对特定突变基因的靶向治疗和以PD-1/ PD-L1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成为肿瘤精准医疗的主要发展方向。所有此类获批上市的药物都必须与相应的伴随诊断联合使用。医生通过伴随诊断检测患者肿瘤组织中特定的蛋白或基因的表达水平,筛选出合适的用药人群,从而提高疗效、保证治疗安全性的同时,降低不必要的医疗开支。

“不管是沿袭传统治疗模式,还是采纳现下最热门的免疫治疗方法,肿瘤医生在决定治疗方案前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病理诊断。精准的病理诊断对制定有效、安全、经济的治疗方案,为患者争取获益最大化非常关键。”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盛伟琪教授指出,“在精准医疗时代,病理学发挥了越来越核心的诊断作用,在驱动关键治疗决策、研发新药、开展临床实验中的价值也日益凸显。”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盛伟琪教授

 

科技进步为病理诊断带来变革性改变

病理诊断涉及取材、包埋、固定、染色、判读、报告等多个复杂步骤,过去高度依赖人工完成的情况下对病理诊断的效率和质量带来了巨大限制。直至上世纪80年代,美国Thomas Grogan博士创办的VENTANA医疗集团发明了世界上首台自动化组织诊断设备,这大大减少了手工操作步骤,在加快报告时间的同时,提高了结果的准确性。从“手工”到“自动”的里程碑式的变革,为病理诊断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如今,病理实验室从传统的显微镜读片转为以常规苏木素-伊红(HE)染色制片技术为基础,联合特殊染色、免疫组织化学/原位杂交(IHC/ISH)、分子病理学、分子遗传学和液基细胞学等辅助技术的多元化时代,使病理学的研究和诊断更加全面、深入。

随着先进的检测技术和高精尖仪器的逐渐普及,病理诊断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全国各地的病理实验室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病理诊断的整个流程包括组织前处理、染色成像、检测体系、结果判读等等,仅有自动化、标准化的检测平台还不够。”盛伟琪教授补充道:“以伴随诊断为例,伴随诊断涉及整个检测体系的验证,流程中若涉及任一部分改变,如检测试剂、平台、或者判读方法等检测方案未经验证,都会出现检测结果无效或错误的风险。因此,为确保病理诊断的准确性,加强病理实验室检测流程的标准化管理与质量控制至关重要。”

自2008年罗氏收购VENTANA后,2009年,罗氏诊断携手VENTANA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并成立了罗氏诊断组织诊断部,先后带来了250多种高医学价值的抗体检测,包括覆盖肺癌、乳腺癌、胃癌、膀胱癌、结直肠癌等多个癌肿的伴随诊断。此外,罗氏诊断近年来还推出了全球首创的“单独滴染”HE 600染色系统、结合人工智能的DP 200数字病理、以及行业领先的以Vantage精益工作流程解决方案为核心的组织诊断精益医疗咨询服务等,旨在助力中国病理医师实现高水平的自动化、规范化、精益化的实验室管理,持续提升实验室的质量控制,并进一步推动落实病理远程诊断、多学科联合会诊等模式,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罗氏诊断中国组织诊断部总监史子江先生

 

罗氏诊断中国组织诊断部总监史子江先生介绍道:“十年来,罗氏诊断致力于推进中国病理诊断水平的持续提升,以期为数以万计的患者创造最大的临床获益。未来,罗氏诊断将继续专注创新,追求卓越,推出全球领先的病理诊断解决方案,引领数字化诊疗方向,同时持续加强与国内病理医师的合作,造福更多中国患者。”

 

 

 

[1] 郑荣寿, et al. 中华肿瘤杂志 2019 年 01 (2019): 19-28.